東西問丨田飛龍：俄烏戰事如何折射全球安全治理困境？

當然，相關決策的冒進，與烏克蘭“親西方派”占據民主多數的影響力和利益聯系有關，與西方勢力對烏克蘭的政治、文化與社會精英的長期強勢滲透和捆綁有關，也與烏克蘭本身的反俄思潮及民粹化、“民主多數暴政”等因素有關。民主的烏克蘭在文化與政治上并不成熟，其民主化過程沒有催生出國際政治夾縫中的生存智慧以及對地緣政治風險性的判斷和管理能力。 戰前，俄羅斯曾以類似“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北約給出關于俄羅斯安全關切的法律保障文件，理由是：一方面，1990年代北約曾有明確承諾不東擴，保障俄羅斯安全，但一直沒有形成書面法律文件；另一方面，烏克蘭對于俄羅斯的民族情感、地緣安全、歐亞經濟聯盟計劃以及與北約之間的戰略平衡具有特殊且極度敏感的地位，北約接納烏克蘭并在俄羅斯邊境部署大規模威脅性武器系統，是俄羅斯無法接受的。 但美國及北約在回復文件中并未實質性處理俄羅斯的安全關切。北約試圖以模糊、拖延、欺騙及“切香腸”的方式一步步逼迫俄羅斯接受地緣政治的“新現實”，極度擠壓和抽空俄羅斯的戰略安全空間及其資源要素。這顯示出蘇聯解體后，北約東擴所代表的“自由帝國”(其核心是美國)之擴張毫無節制和信用，而俄羅斯“親西方”甚至希望融入西方的“去冷戰化”努力也最終宣告失敗，“休克療法”的全部藥效已消失殆盡。西方不需要一個強大的俄羅斯，而只需要“支離破碎”的俄羅斯，這必然不斷刺激和強化俄羅斯的民族主義。 這次烏克蘭戰事，其政治邏輯本質是俄羅斯民族主義對擴張性的北約“大西洋自由主義”的抵抗。這種抵抗既有著泛歐洲政治范疇內的“列強勢力均衡”的歷史傳統與遺痕，也有著后冷戰背景下尋求復興的文明大國對美式帝國霸權的批判和斗爭。僅僅以烏克蘭的主權敘事加以單調的事件性分析，顯然無法揭示這場戰事背后的厚重歷史底蘊和立場紛爭的復雜性。 美國在這場烏克蘭危機中可能是最大受益者：北溪2號項目凍結，歐洲優質資本回流，歐盟及其他西方盟友被以“俄羅斯威脅”的名義加以更緊密的同盟體系整合，在聯合國的法理斗爭中將俄羅斯置于被動地位，同時啟動了針對俄羅斯的最嚴厲的制裁計劃，包括將俄羅斯踢出SWIFT(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系統。 通過制造并爆破烏克蘭危機，美國經濟體系迎來“回血效應”，美國的民主世界領導權和霸權得到鞏固。但烏克蘭危機并未因此而解決，美國也并未提供建設性、制度化的解決方案。也許，危機利益的持續獲取才是美國真正的“帝國理由”所在。美國毫無懸念地在聯合國框架內尋求“制裁”決議，但北約的超限度軍事援助以及“外籍援助軍團”早已實質性啟動，戰事的風險性及規模在擴大。